声明：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，部分情节、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，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，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。请读者理性看待，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。

1953年的中国台北，天像是漏了一样，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。

阳明山脚下的士林官邸，被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里。这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阴沉。那些穿梭在回廊里的侍卫和秘书，走路都踮着脚尖，生怕弄出一点动静，惊扰了官邸主人此刻并不平静的心情。

在二楼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，蒋介石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袍，手里拄着拐杖，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的雨。他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萧索。

办公桌上，放着一张来自香港的加急电报。那张薄薄的纸片，已经被他捏得满是褶皱。

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站在门口，低着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太熟悉蒋介石的脾气了，这种死一般的沉默，往往是雷霆震怒的前兆。

电报上的内容很简单，每一个字却都像钉子一样扎人：戴笠唯一的儿子戴藏宜，已经于两年前的1951年，在浙江江山老家被公开枪决了。

这个消息整整晚了两年才传到台北。

蒋介石转过身，脸色铁青。他看着毛人凤，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：“雨农为党国干了一辈子的脏活，死了不到七年，连个后都没保住？你们保密局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毛人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地毯：“校长，卑职无能！”

蒋介石重重地顿了一下拐杖：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死多少人！雨农留下的那几个子孙，必须全部给我毫发无损地接回台湾！少一个，你也别回来了！”

这是一道死命令。但在1953年，想要从严密封锁的上海把人弄出来，这道命令几乎就是让特工去送死。

01

1953年的上海，初春的寒气还透着骨头缝里的冷。

在静安区一条深不见底的弄堂里，天还没亮，倒夜壶的声音就响成了一片。这里的房子老旧，木板墙薄得像纸，隔壁两口子吵架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郑锡英缩在阁楼的破棉被里，听着楼下弄堂口传来的脚步声，浑身都在发抖。那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带着户籍警在巡查。

自从三年前丈夫戴藏宜在江山老家被抓走后，郑锡英觉得自己的天塌了。

她带着三个儿子一路逃难，最后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进了上海这个大城市。她不敢用真名，不敢提江山，更不敢提那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公公戴笠。

现在的她，只是一个靠糊火柴盒度日的寡妇。

“娘，我饿。”

被窝里，二儿子戴以宏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。

郑锡英赶紧捂住儿子的嘴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嘘！别出声！等警察叔叔走了再起来。”

她看着身边的三个孩子。大儿子戴以宽已经懂事了，睁着眼睛盯着黑乎乎的屋顶，眼神里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惊恐；最小的儿子戴以昶还不到十岁，睡得正沉。

郑锡英心里苦啊。她本是江山的大户人家小姐，嫁入戴家后也是呼奴唤婢的少奶奶。谁能想到，短短几年，沧海桑田，如今为了活命，连个囫囵觉都不敢睡。

她摸了摸藏在枕头芯子里的两根小黄鱼，那是戴笠留下的最后一点家底，也是这三个孩子的保命钱。她想去台北，可看着满大街带着红袖章的巡逻队，她觉得那条海峡比登天还难跨越。

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台北保密局密室里，烟雾缭绕。

毛人凤坐在皮椅上，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人员档案。他在挑人。

这次任务是“虎口拔牙”，去的人不仅要忠诚，还得是个“老上海”，既要懂黑话，又要能在三教九流里混得开，最重要的是，得不怕死。

“局长，您看这个黄铎怎么样？”旁边的副官递过来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的人长着一张扔进人堆里就找不见的大众脸，眼神却透着股狠劲。

“黄铎……”毛人凤眯起眼睛回忆了一下，“是当年跟过雨农的老人吧？我记得他在上海青帮里都有过香堂？”

“是。这人是个独狼，早年间在上海潜伏过五年，熟悉那边的路子。而且他枪法好，脑子活，最关键的是，他欠戴先生一条命。”

毛人凤把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：“就他了。马上派飞机把他送到舟山群岛，然后找走私船让他潜入上海。告诉他，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令，办成了，回来升官发财；办不成，让他自己找块地把自己埋了，别连累家眷。”

当天晚上，黄铎就被带到了毛人凤面前。

这个汉子听完任务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要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半才说：“局长，我去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要是我折在那边了，我老娘和老婆，局里得管一辈子。”

毛人凤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放心，只要你去了，不管成不成，你全家就是党国的功臣。”

黄铎点点头，把剩下半截烟抽完，起身敬了个礼，转身走进了茫茫夜色。他知道，这一去，九死一生。

几天后，一艘挂着捕鱼旗号的破旧机帆船，趁着夜色，悄悄停靠在了上海吴淞口外的一片芦苇荡里。

黄铎换了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短褂，脚上踩着一双烂布鞋，背着个破麻袋，看上去就像个刚从苏北来上海讨生活的苦力。

他跳下船，踩着泥泞的江滩，一步步走向那个霓虹灯闪烁却又危机四伏的上海滩。他要在几百万人口里，找到郑锡英母子，还得把他们全须全尾地带出来。

02

进了上海，黄铎没有急着去找人。他像个真正的流浪汉一样，在十六铺码头扛了两天大包，混熟了地头，也摸清了现在的盘查规律。

现在的上海，跟几年前不一样了。派出所管得严，尤其是对外来人口，那眼神利得像刀子。

第三天晚上，黄铎来到了法租界旧区的一家茶馆。他找了个角落坐下，要了一壶最便宜的高碎，眼睛却死死盯着门口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中山装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这人叫陆秉章，以前是军统的外围，解放后因为没做什么大恶，加上业务熟练，被留用在了上海市公安局户籍科。

这就是黄铎此行最关键的棋子。

陆秉章刚坐下，黄铎就悄无声息地坐在了他对面。

“借个火。”黄铎压低帽檐，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。

陆秉章一抬头，看清了黄铎那双眼睛，手里的茶杯差点吓得掉在地上。他当然认识这双眼睛，当年在军统特训班，这双眼睛让他做了好几天噩梦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陆秉章的声音都在发抖，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，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命了？”

“老陆，别来无恙啊。”黄铎冷笑了一声，“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，都当上警察了？”

“混口饭吃……混口饭吃……”陆秉章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“黄兄，有什么事你直说，说完赶紧走。”

黄铎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那是戴笠的遗照，背面写着几个字：接人，急。

“老头子发话了，要接戴先生的儿媳妇和孙子去台湾。”黄铎盯着陆秉章的眼睛，“这事儿，得靠你。”

陆秉章一听，脸瞬间煞白：“这不可能！现在出境查得多严你不知道？没有正当理由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！更何况是戴家的人？那是重点监控对象！”

“所以我才来找你。”黄铎从桌下递过去一根金条，硬塞进陆秉章的手里，“我们需要一套合法的身份，还有出境证。理由我都想好了，就说是去香港探亲，现在的政策，去香港虽然难，但只要手续齐全，还是有口子的。”

陆秉章手里捏着那根金条，觉得烫手得要命。他想拒绝，可看着黄铎腰间鼓起的那一块，他知道自己没得选。这是军统的家法，不答应，今晚就得死。

“几个人？”陆秉章咬着牙问。

“郑锡英，加上三个孩子，四个。”黄铎伸出四根手指。

“四个……”陆秉章盘算着，“那是孤儿寡母，太扎眼了。现在的边检不是傻子，一个年轻女人带三个男孩去香港，肯定会被盘问丈夫去哪了。如果没有男人，这戏演不下去。”

黄铎沉默了一秒：“我来演这个丈夫。”

陆秉章瞪大了眼睛：“你？你的身份经得起查吗？”

“所以我需要你给我造一套假档案。”黄铎语气冰冷，“就说是广东来的商人，在上海做生意亏了，带老婆孩子回香港投奔亲戚。这套词儿，我熟。”

“那就是五个人。”陆秉章的眉头皱成了川字，“五套证件……还要在户籍底册上做手脚……这太难了。现在局里对空白的出境证管得跟子弹一样严，每一张都有编号。”

“那是你的事。”黄铎站起身，拍了拍陆秉章的肩膀，“三天后，还是这个时间，我来拿东西。老陆，想想你在台湾的老婆孩子，这一票干成了，你也跟我们一起走，去那边团聚。”

说完，黄铎消失在了夜色里。

陆秉章瘫坐在椅子上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他知道，自己已经上了贼船，下不来了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陆秉章过得像在油锅里煎熬。

他利用值夜班的机会，偷偷潜入档案室。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好几次差点把墨水瓶打翻。他翻出了几张作废重填的户籍底单，小心翼翼地修改着上面的名字和籍贯。

“沈凤英……”他给郑锡英起在这个假名。

“长子、次子、三子……”

然后是最难的一步，偷空白的出境通行证。

那天中午，趁着科长去开会，保管员上厕所的空档，陆秉章溜到了保管柜前。他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他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柜子，数了数里面的一沓证件。

他原本想拿五张。

可是当他的手伸进去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这一本新的证件薄，只剩下了最后四张连号的。下一本锁在更里面的保险柜里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，他没有钥匙。

如果强行撬锁，肯定会留下痕迹，明天一上班就会暴露。那时候，别说走人了，全城都会戒严抓人。

只有四张。

陆秉章站在柜子前，冷汗顺着鬓角流进了脖子里。

拿，还是不拿？

拿了，就只有四张票，五个人怎么分？

不拿，等到明天，黄铎那个煞星一定会杀了他。

远处传来了走廊里的脚步声，那是同事回来了。

陆秉章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一把抓起那仅剩的四张通行证，揣进怀里，飞快地关上了柜门。

他回到座位上时，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。他摸着怀里那薄薄的四张纸，心里清楚，这不仅仅是四张纸，这是要命的阎王帖。

少了一张票，这就意味着，在即将到来的逃亡之夜，有一个人，注定要被抛弃。

03

三天后的夜里，上海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郑锡英在阁楼里焦急地走来走去。她已经接到了黄铎的通知，今晚就走。

三个孩子都穿上了最厚的衣服，虽然外面套着破旧的罩衫，但里面其实穿了好几层。郑锡英把仅剩的金条和银元缝在孩子们的棉裤腰里，叮嘱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脱裤子。

“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”小儿子戴以昶揉着惺忪的睡眼问。

“去见爷爷的朋友，去好地方，那里有白米饭吃，有糖吃。”郑锡英强忍着眼泪，挤出一个笑容。

大儿子戴以宽一直没说话，他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。二儿子戴以宏则在旁边摆弄着一个破木头手枪，那是他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宝贝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

门外传来了约定的敲门声。三长两短。

郑锡英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。她一把拉开门，黄铎带着一身雨水闪了进来，后面跟着脸色惨白的陆秉章。

“快！船在吴淞口等着，还有一个小时开船！”黄铎一边说，一边看向陆秉章，“东西呢？”

陆秉章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了桌子上。

那里面是五个人这一生的希望。

郑锡英激动得手都在抖，她伸手去拿那个信封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谢天谢地，终于能走了，终于能走了……”

“慢着。”

陆秉章突然按住了信封，声音沙哑得像吞了炭，“老黄，嫂子……我有罪。”

黄铎眼神一凛，手立刻摸向了腰间：“怎么回事？证件有问题？”

“证件是真的。”陆秉章痛苦地闭上眼睛，“但是……只有四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这声惊呼是郑锡英喊出来的。她虽然不懂特工那一套，但小学数学她是会的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有五个人啊！”郑锡英指着自己和三个孩子，又指了指黄铎，“怎么只有四张？”

黄铎一把揪住陆秉章的领子，把他顶在墙上，眼睛红得像要吃人：“你玩我？少一张票，你让我们怎么过关？你想让我们死在关卡上吗？”

“我没办法啊！”陆秉章哭丧着脸，声音里带着绝望，“柜子里就剩这四张了！我要是去撬保险柜拿第五张，当时就得露馅，大家都得死！我只能拿这四张……我真的尽力了！”

黄铎松开了手，陆秉章顺着墙滑到了地上。

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窗外的雨声显得格外刺耳，像是在给这间屋子里的绝望伴奏。

五个人，四张票。

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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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能不能挤一挤？”郑锡英带着哭腔问，“以昶还小，能不能不占票？或者藏在行李里？”

“嫂子，你清醒一点！”黄铎低声吼道，“那是边防检查！是一个个对人头的！别说藏个人，就是多带个包都要查半天。少一张证，只要被查出来，立刻就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！”

黄铎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是这次行动的指挥，他必须做决断。

“我不能留。”黄铎指着自己，“没有我这个‘丈夫’顶在前面应付盘查，你一个女人带孩子根本出不了上海，走到火车站就被扣了。我必须走。”

郑锡英点点头，她知道黄铎说的是实话。

“嫂子你是孩子的妈，又是戴先生点名要接的人，你也必须走。”黄铎继续分析，语气冷酷得像机器。

那么，剩下的两张票，只能给两个孩子。

也就是说，三个孩子里，必须有一个留下来。

郑锡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差点晕过去。她扶着桌子，看着眼前的三个亲骨肉。

大儿子戴以宽，12岁，那是长房长孙，是戴家的香火，按照老理儿，那是死也要保住的根。

小儿子戴以昶，才6岁，正是离不开娘的时候，留他在上海，跟让他死没什么区别。

郑锡英的目光，颤抖着，最终落在了二儿子戴以宏的身上。

戴以宏今年8岁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。他手里还拿着那个破木头手枪，正仰着头，一脸懵懂地看着大人们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气氛突然变得这么可怕。

“没时间了！”黄铎看了一眼手表，那滴答声像是催命的鼓点，“还有最后十分钟，再不走，四张票作废，大家一起死在这里！”

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通行证，塞进郑锡英手里，然后猛地把两张儿童票拍在桌子上。

“嫂子，选吧！带谁走？留谁？”

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选择题。

郑锡英浑身都在哆嗦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她慢慢地蹲下身，伸出双手，想要去抱所有的孩子，但手伸到一半，却僵在了空中。

她看向大儿子，大儿子往后缩了缩；她看向小儿子，小儿子死死抱着她的腿。

最后，她看向了戴以宏。

“以宏……”郑锡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胸腔里撕裂出来的。

戴以宏眨了眨眼睛，走过来，用那双脏兮兮的小手给母亲擦眼泪：“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要吃糖你不高兴了？那我以后不吃了。”

这一句话，像刀子一样扎穿了郑锡英的心脏。她一把将二儿子搂进怀里，嚎啕大哭。

“娘对不起你……娘对不起你啊！”

哭声在狭窄的阁楼里回荡，连铁石心肠的黄铎都别过头去，不忍心看这一幕。

时间到了。

黄铎一把拉起郑锡英：“嫂子，走！”

郑锡英像疯了一样，在戴以宏的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，然后把他推到了陆秉章的怀里。

“老陆！求你了！”郑锡英跪在地上，把头磕得咚咚响，“帮我照顾他！只要我活着到了台湾，我一定想办法来接他！求你了！”

陆秉章也是泪流满面，死死抱住挣扎的戴以宏：“嫂子放心！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不让孩子饿着！”

“娘！娘！你要去哪？”戴以宏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拼命挣扎着，想要去追母亲，“我也要走！我也要坐大轮船！”

“以宏乖！娘去给你买好吃的，过几天就回来接你！”郑锡英一边流泪一边撒着这辈子最痛心的谎。

“走！”

黄铎拉起郑锡英，带上大儿子和小儿子，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夜。

身后，阁楼的门重重关上。

门缝里，传出了戴以宏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：“娘——！别丢下我——！”

那哭声穿透了雨幕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死死抓着郑锡英的后背。她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，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

雨越下越大，仿佛要冲刷掉这个夜晚所有的罪恶与无奈。

04

逃亡的路，每一步都是踩在刀尖上。

黄铎带着母子三人，在风雨中狂奔到了吴淞口。那艘接应的货船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如果再晚十分钟，船老大就要起锚走人。

上了船，郑锡英瘫软在满是鱼腥味的货舱里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魄。她怀里紧紧抱着小儿子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漆黑的船舱顶，耳边全是二儿子刚才那声凄厉的“娘”。

大儿子戴以宽缩在角落里，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知道，弟弟是为了让他们活，才被留下的。这种负罪感，哪怕是孩子，也觉得沉重得喘不过气。

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，终于到了广州。

那时候没有直飞台湾的飞机，他们必须先到广州，然后坐火车到深圳，再偷渡去香港。这一路上，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火车站的检查。

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，但也到处都是巡逻的战士。

黄铎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活脱脱一个广东阔商的模样。郑锡英也换上了一件像样的旗袍，虽然脸色苍白，但也尽量装出一副阔太太的架势。

“记住了，我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去香港收账，你是我的二房太太，这俩是我们的孩子。”黄铎低声嘱咐，“不管问什么，你就装头晕，不舒服，别说话，一切有我。”

到了检票口，几个战士正拿着画像在比对。郑锡英的心跳得像是要炸开一样，她死死抓着黄铎的胳膊，指甲都嵌进了他的肉里。

“证件。”一个年轻的战士拦住了他们，目光在郑锡英脸上停留了几秒。

黄铎一脸不耐烦地掏出那四张用命换来的通行证，嘴里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抱怨道：“阿sir，快点啦！火车要开啦！我老婆晕车晕得厉害，再不上去要吐在这里啦！”

战士接过证件，仔细核对着上面的钢印和照片。那几秒钟，对郑锡英来说，比几年还要漫长。

突然，战士指着小儿子戴以昶问：“这孩子怎么一直低着头？”

郑锡英浑身一僵。

黄铎反应极快，伸手就在戴以昶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，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看见叔叔害羞个什么劲！叫人！”

戴以昶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这一哭，反而打消了战士的疑虑。哪有特务带着这么熊的孩子的？

“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别挡着后面的人。”战士挥挥手，把证件递了回来。

那一瞬间，郑锡英觉得自己的腿都是软的，几乎是被黄铎架着走过了检票口。

又是一路惊魂。

终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们趴在深圳河边的草丛里。对岸就是香港，那里灯火通明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

“过去就是活路。”黄铎指着河对岸。

他们趟过冰冷的河水，那一刻，郑锡英回过头，望着北方那片漆黑的大陆。她知道，她的二儿子戴以宏，此刻就在那片黑暗的深处，或许正在哭泣，或许正在挨饿。

“以宏，娘对不起你……”她在心里默默念着，泪水混合着河水流进嘴里，苦涩得让人绝望。

几天后，一架从香港起飞的专机，降落在了台北松山机场。

机场上早就停满了黑色的轿车。保密局的高官们列队迎接。当舱门打开，郑锡英牵着两个孩子走下舷梯时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

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，这是一场政治秀，展示了领袖对功臣后代的“关怀”。

但对于郑锡英来说，这是她用一个儿子的命换来的“荣华富贵”。

当晚，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接见了他们。

蒋介石看着眼前的郑锡英和两个孙子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。他数了数人数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
“怎么少了一个？”蒋介石问。

毛人凤赶紧上前，附在耳边低声解释了上海发生的一切。

蒋介石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看了一眼窗外依旧在下的雨，长叹了一声：“时也，命也。雨农啊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他转过头，对着郑锡英说：“你受苦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安心住下，那两个孩子，我会让人好好栽培。至于留下的那个……看天意吧。”

05

郑锡英母子在台北安顿了下来。

蒋介石确实兑现了诺言。他们住进了松山路的一栋花园洋房，每个月有高额的抚恤金，出门有汽车，家里有佣人。

大儿子戴以宽和幼子戴以昶被送进了当时台北最好的贵族学校。

戴以宽后来很争气，成绩优异，一路读到了大学，最后去了美国留学，在那边定居工作，成了华尔街的精英。戴以昶也顺风顺水，毕业后进入了著名的贸易公司，一生衣食无忧。

表面上看，戴家算是“复兴”了。

可是，在这座豪华的洋房里，郑锡英却过得像个苦行僧。

她很少出门，也不爱参加那些官太太的聚会。她最常做的事，就是坐在二楼的阳台上，望着北方的天空发呆。

每逢过年过节，家里的餐桌上永远会多摆一副碗筷。那副碗筷是留给戴以宏的。

有时候佣人不懂事，想把空碗收走，平时温和的郑锡英会突然发火，像护犊子的母兽一样吼道：“别动！那是给二少爷留的！他还没吃饭呢！”

而在海峡的那一头，被遗弃的戴以宏，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那个帮了大忙的陆秉章，果然没能逃过一劫。郑锡英走后没多久，陆秉章的身份就暴露了，被逮捕入狱，后来死在了牢里。

失去了庇护伞的戴以宏，彻底成了孤儿。

但他并没有像大人们担心的那样被“斩草除根”。因为年纪太小，政府在核实情况后，并没有为难这个孩子，而是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家孤儿院。

从锦衣玉食的少爷，到流落街头的弃儿，戴以宏学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生存法则。他学会了为了半个馒头跟人打架，学会了在大冬天穿着单衣瑟瑟发抖，也学会了把“戴笠孙子”这个身份烂在肚子里。

16岁那年，他响应国家号召，报名去了安徽合肥的一家钢铁厂。

他成了一名普通的车床工人。他工作卖力，为人老实，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身油污、沉默寡言的小伙子，竟然是那个“特工之王”的孙子。

后来，他和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结了婚，生了女儿，住着几十平米的筒子楼，过着那种每个月都要算计着粮票过日子的生活。

虽然清贫，但他觉得踏实。

直到1987年，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传来。

那一天，戴以宏喝了很多酒。他看着电视里的新闻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三十多年了，他心里的那个结，从来没有解开过。

他不恨母亲吗？怎么可能不恨。每当他在孤儿院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每当他在深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，他都会想：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被丢下的是我？

1991年，已经两鬓斑白的戴以宏，终于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。

当他走出台北桃园机场的时候，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都市，他觉得像是在做梦。这里本来应该是他长大的地方。

在一家高级私立医院的病房里，他见到了郑锡英。

曾经那个年轻漂亮的母亲，如今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插着氧气管，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“你是……以宏？”老人的眼睛浑浊不堪，声音轻得像风。

“娘……是我。”戴以宏走到床边，看着这个让他念了一辈子、恨了一辈子的女人。

“你恨娘吗？”郑锡英流着泪问。

戴以宏看着母亲那双枯瘦的手，突然间，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。

他是个做了父亲的人，他明白了当年那个雨夜，母亲是把心撕碎了才做出的决定。

“娘，我不恨。”戴以宏握住母亲的手，跪在床前，“我都听说了，只有四张票，大哥是长孙，弟弟太小，只能留我。是为了让戴家留后，我懂。”

“我的儿啊……”郑锡英发出一声悲鸣，死死抓着儿子的手，仿佛要把这亏欠了三十八年的母爱，在这一刻全部补回来。

不久后，郑锡英在台北去世。

她在遗嘱里写道，她这一生，对得起戴家，对得起蒋家，唯独对不起这个二儿子。

葬礼结束后，戴以宏拒绝了大哥让他留在台湾或去美国的建议。他收拾好行李，回到了安徽合肥。

他说，他在那边有家，有老婆孩子，还有那个虽然不大、但却让他觉得踏实的筒子楼。

至于这边的荣华富贵，那是上一辈人的恩怨，跟他这个普通的修车工人，没什么关系了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碾碎了多少豪门恩怨，最后剩下的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，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声叹息。那个1953年的雨夜，那张缺失的船票，最终成了那个时代最无奈的注脚。